美国对抗世界

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向世人宣告：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已彻底终结。这一秩序的崩塌并非因为美国在物质实力上无力维系，而是因为美国主动决定放弃其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全球安全提供者角色。过去八十年间支撑世界秩序的美国力量，如今正被反过来用于摧毁这一秩序。

美国人正步入二战以来最危险的世界。在这个新世界面前，冷战显得像小儿科，冷战后的时代则宛如天堂。事实上，未来的局势将与1945年之前的世界高度相似：多强并立，竞争与冲突呈恶性扩张之势。美国将不再拥有可靠的朋友或盟友，必须完全依靠自身实力求生。这意味着军费开支将不减反增，因为美国人过去习以为常的海外资源、市场和战略基地，将不再是盟友体系带来的红利，而必须通过与其他大国的对抗与争夺来获取。

然而，美国人在物质和心理上都尚未对这一未来做好准备。八十年来，他们生活在由美国绝对实力塑造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中，习惯了世界按某种固定模式运转：欧洲和亚洲盟友在经济和安全上顺从美国，在军事上保持消极合作；俄罗斯和中国等挑战者被美国及其盟友的综合实力所掣肘；全球贸易自由通畅，不受地缘政治竞争干扰；远洋航行安全无虞，核武器受到严格协议限制。美国人对这种和平、繁荣且开放的环境习以为常，以至于将其视为国际事务的永恒常态，从未想过秩序瓦解会对自己意味着什么。

这也不难理解。正如弗朗西斯·福山所言，历史在1989年随着自由主义的胜利而“终结”，甚至人类原始的暴力本能也已“根本转化”。既然自由主义注定盛行，谁还需要强大的美国去捍卫它？自冷战结束以来，不少颇具影响力的批评者一直宣称，美国的霸权地位充其量是昂贵的赘疣，最坏则是危险的祸根。

一些乐见“后美国时代”和多极化回归的学者认为，美国即便放弃领导地位，仍能保留秩序带来的大部分红利。他们主张美国应学会克制，放弃塑造世界的乌托邦幻想，接受其他国家“寻求建立自身规则治理的国际秩序”这一现实。哈佛大学的格雷厄姆·艾利森等人甚至认为，正是美国对霸权的坚持才导致了与俄中的冲突。他们鼓吹多极化更和平、负担更轻。近期，特朗普在外交精英中的支持者甚至推崇19世纪早期的“欧洲协调”模式，认为大国间的高明外交比单极世界的美国领导体系更能有效维护和平。

从历史角度看，这种想法纯属妄想。即便管理得最好的多极秩序，也远比过去八十年的世界更加残暴且战乱频仍。以1815年至1914年所谓的欧洲“长和平”时期为例，大国间为了战略优势和势力范围爆发了数十次战争。这些并非小规模摩擦，而是动辄造成数万甚至数十万人丧生的全面冲突。克里米亚战争夺走了约50万人的生命；普法战争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导致近20万士兵和25万平民死亡。在那一百年间，几乎每十年就会爆发一场涉及两个或更多大国的战争。

如果回归19世纪式的多极化，意味着中国、俄罗斯、美国、德国、日本等强权每十年就会以某种组合打一场大战——重新划定边界、驱逐人口、阻断贸易，并冒着全球毁灭的风险。那是1945年之前持续了数世纪的常态，认为这种世界永远不会回归，简直是乌托邦式的幻想。

正是为了跳出这种冲突轮回，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的那代美国人才奠定了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基石。他们是真正的现实主义者，对多极化不抱任何幻想，因为他们曾亲历其带来的惨痛代价。

1945年后，他们没有重建多极体系，而是将美国锻造成一支全球力量，不仅负责自身安全，更肩负起维护世界秩序的责任。这意味着必须遏制地区霸权的崛起，尤其是在欧亚大陆。他们这样做并非为了按美国形象克隆世界，而是深知现代世界的紧密联系终会将美国卷入地缘冲突。

在此之前，从未有哪个国家扮演过这种角色。这得益于美国独特的地理优势——远离强权且防御稳固，使其能跨越千里部署武力而自身无忧。这种优势让美国在二战后为欧亚带来了和平，让饱受战火的国家得以转型为经济强国，从而开启了全球繁荣与合作的时代。

比美国的意愿更令人惊讶的，是其他大国对美国霸权的接受与认可——即便这以削弱自身实力为代价。战后几十年，几乎所有参战国都放弃了领土野心和势力范围。英、法、德、日不仅摒弃了传统的大国思维，还将安全与福祉托付给了远在天边的美国。

这种违背国际关系传统理论的行为，源于盟友们两个非凡的赌注：一是相信美国在关键时刻会挺身保卫他们；二是相信美国不会利用压倒性实力巧取豪夺。相反，美国会从盟友的繁荣中获益。

这就是1945年后美国秩序的“大交易”，也是随后数十年非凡稳定的根源。这一秩序在大国间建立了和谐，使俄中等秩序外国家处于相对孤立和不安的状态，限制了他们改变现状的能力。

而现在，这一切正走向终结。特朗普公开庆祝“大交易”的终结。他的政府要求欧洲在2027年前实现防务自理，并暗示日本、台湾和韩国应向美国缴纳保护费。特朗普对几乎所有盟友发起了激进的关税战，对欧洲政府发动意识形态攻击，甚至威胁要对加拿大和丹麦这两个北约盟友采取领土侵略。

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不再将俄中视为对手，而是将其视为瓜分世界的合伙人。该战略强调恢复美国在西半球的“卓越地位”，拥抱了一个俄、中、美各据其势力范围、行使绝对主导权的多极世界。

特朗普及其支持者似乎认为，世界会自然适应美国的这种转变，盟友们会继续俯首听命，即便美国在战略上抛弃他们、在经济上勒索他们，并寻求与直接威胁他们的强权达成“协调”。然而，美国战略的激进转向必然迫使昔日的盟友做出同样激进的反应。

以欧洲为例，当东西两翼都面临敌对强权时，它该如何自处？如今不仅是俄罗斯，连美国也在威胁欧洲的安全与主权。一个消极应对的欧洲将沦为一系列封地，主权被削减，经济被三大帝国瓜分掠夺。曾经伟大的欧洲国家甘心接受这种命运吗？

历史告诉我们，他们会选择重新武装。这将是一项宏大工程，不仅需要增加军费，更需要整个工业、经济和社会向“自力更生”进行战略转型。如果德、英、法、波都武装到牙齿，甚至拥有核武器，他们将共同拥有足以威慑俄罗斯并让美国不敢轻易霸凌的力量。如果唯一的替代方案是受人奴役，欧洲人很可能会迎接这一挑战。

美国的亚洲伙伴也面临类似抉择。日本早已开始质疑美国的可靠性，而特朗普的姿态让危机迫在眉睫。他加征关税，并反复强调保护费就像“保险费”。随着美国战略重心转向西半球并渴望与北京达成交易，日本必须在屈从中国与建立独立威慑力之间做出选择。

右翼民族主义者高市早苗当选首相，预示了日本可能的走向。特朗普或许以为找到了“让日本再次伟大”的同路人，但日本民族主义的抬头，本质上是对美国不再可靠这一现实的恐惧反应。韩国和澳大利亚同样在意识到东西方威胁后，开始重新审视其国防与经济政策。

一个不可靠甚至敌对的美国，其后果必然是前盟友的大规模军事扩张。这并不意味着“分担安全负担”，因为这些国家将不再是美国的盟友，而是追求自身利益的独立强权。他们不再欠美国人情，反而会以对待俄中的敌意和恐惧来审视美国。被战略抛弃并遭受经济掠夺的他们，极易成为反美主义的温床。

以德国为例。如今民主和平的德国是在美国主导的秩序下塑造的。这一秩序创造了50年代的经济奇迹，使德国成为民主稳定的锚点。然而，当自由主义秩序瓦解，德国别无选择，只能迅速回归“正常国家”——即拥有自身地缘政治野心和民族主义自豪感的大国。

美国的战略不仅迫使德国重新武装，还确保了这种武装发生在一个日益民族主义和分裂的欧洲。战后美国曾致力于通过泛欧机构削弱民族主义，乔治·凯南曾认为欧洲统一是解决德国问题的唯一方案。而今，特朗普政府正试图摧毁这些机构，煽动民族主义。在德国，右翼的“德国选择党”已成为议会第二大党，其势头一如1930年的纳粹党。

一个失去美国安全担保、重新武装的德国，必然会变得更加民族主义，其邻国亦然。被夹在德俄之间的波兰，历史上曾多次被瓜分。失去超级大国保护的波兰很可能寻求核武装。同时，法国也处于民族主义胜利的边缘。尽管法德可能在对抗美俄威胁时寻找共同点，但两国在二战前曾有长达70年的交战史，这段复杂的历史在失去美国调停后极易死灰复燃。

日本的重新武装同样会引发连锁反应，加剧邻国尤其是韩国的焦虑。面对敌对的朝鲜和重新武装的日本，韩国决定寻求核武装恐怕只是时间问题。

在多极世界中，一切皆可争夺，冲突爆发点将激增。过去八十年的美国秩序提供了资源获取、军事基地和航道安全等“公共产品”。失去美国这一角色，这些都将成为多方争夺的目标。

这种竞争将蔓延至全球。德、日等国将不再能依赖美国保护波斯湾油路，必须亲自下场。中国已经展示了这种路径：从二十年前几乎没有海军，到如今拥有全球最大规模的海军及海外基地。

“势力范围”将重新成为大国的核心诉求，而这正是战争最常见的诱因。历史上俄、奥、奥斯曼帝国对巴尔干的争夺引发了巡回冲突乃至一战；德、日、意对势力范围的渴望直接导致了二战。

二战后的自由主义秩序通过《联合国宪章》确立了自决原则，迫使大国放弃轨道内小国的主权。英法拆解了殖民帝国，德日放弃了领土野心。美国秩序的存在为中小国家提供了逃离强权阴影、追求主权与平等的选择。

近年来，一些所谓的现实主义者呼吁回归“势力范围”以替代单极秩序，但他们大多只承认俄中的势力范围。这本身就极具风险：中国的范围延伸到哪里？是否包括整个东南亚甚至日本？普京恢复苏联帝国的野心也已昭然若揭。承认这些范围，意味着接受他们对主权国家的霸权。而且，一旦德日重新成为大国，他们的利益范围必然与俄中重叠，引发冲突。

至于所谓的“新大国协调”（美、中、俄达成协议），这同样是天方夜谭。19世纪的欧洲协调是为了维持现状，而当下的俄中是典型的“不满足现状”的强权。他们对美国的霸权感到长期不快，寻求恢复传统的地区主导地位。对普京而言，乌克兰只是开始而非终点。

没有任何现状协议能满足这些野心，除非彻底改变欧亚大陆的地缘版图。这种转型对中小国家而言将是灾难性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与不满足现状的强权达成稳定和平几乎不可能，每一次让步只会让他们更加胆大妄为。

事实上，北京和莫斯科并不需要与美国达成克制协议，他们认为现在是进击的最佳时刻。习近平谈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普京则看准了特朗普对盟友体系的破坏。这种窗口期可能稍纵即逝，因此他们更有动力加速扩张。这意味着多极时代的初期将充满激烈的对抗，而非温情脉脉的外交。

美国正自愿剥离其最宝贵的资产步入这个新世界。中国学者阎学通曾指出，美中之间最大的差距不在于军力或财力，而在于美国的全球盟友体系。

俄中开战时往往孤立无援，而美国开战时总有数十个盟友追随。美国的全球武力投射依赖于盟友提供的基地，而这种信任正被特朗普的经济战争和无礼要求消磨殆尽。你不能在抛弃盟友的同时，还指望他们为你冲锋陷阵。

如果美国真的回归19世纪的孤立主义倒也罢了，但特朗普政府在喊着“美国优先”的同时，却表现出无限的全球扩张野心。他在第一年就袭击叙伊、威胁加拿大、干预委内瑞拉。这绝非“克制”，而是自大狂式的重塑世界。

特朗普正将美国从国际领袖变为国际贱民。1916年德国总理曾担心德国会成为“国家间的疯狗”，最终导致了德国的覆灭。特朗普政府对自利和实力的狂热追求，正建立在对美国力量真正来源的无知之上——美国的影响力很大程度上源于对他人的尊重和对国际准则的维护。

那个时代已经结束了。特朗普在短短一年内摧毁了旧秩序，并削弱了美国在未来世界保护自身利益的能力。如果美国人觉得维护旧秩序太贵，那么请做好准备，为接下来的混乱支付更加高昂的代价。